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一百周年。经历了百年来的风霜雪雨、惊涛骇浪，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不断开拓创新中带领中国人民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

放眼世界历史，百年政党亦或有之，而历经时代更迭变迁保持长盛不衰之党，则举世罕见。许多人惊叹中共永葆青春之迷，探索中共长寿的奥秘，站在不同角度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始终站在时代浪潮的前列，紧随历史前进的步伐，无疑是其中一项重要原因。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党始终保持清醒敏锐的战略思维，正确判断形势的变化，准确把握机遇和挑战，积极创新思想理论，灵活调整路线方针，努力在困境中迎来转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并将之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做到了这一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们党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时”与“势”在我们方面。

关于增强战略思维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对全党提出了明确要求，就是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这就需要我们党在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正确判断“时”与“势”，审“时”度“势”不断调整路线方针政策，以掌握历史主动，顺应时代要求。

中国有几千年风云激荡的文明史，战略文化十分发达，特别是注重对“时”与“势”的把握，其中许多内容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相融相通，可以用作创造性转化。孟子曾强调：“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指出了把握“时”与“势”的重要性，并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层面论及了对“时”和“势”的判断和运用，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宝贵财富，千百年来深入人心。毛泽东同志据此发挥了其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而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史中，许多战略决策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一战略文化的基因。

所谓天时，排除传统文化之中的天命观，可以理解为形势与时机，深层次解释可指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即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顺应天时就是运用规律、把握大势，紧跟时代变迁，认清形势发展，作出正确决策，抓住历史机遇。所谓地利，不仅是指地理特点和地缘战略因素，可以拓展理解为对一切客观条件的掌握和运用。掌握地利就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所谓人和，不仅是指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更是指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人和就要坚定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努力改善人民生活，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如果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历史发展趋势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的进步潮流，那么，天时与人和本质上是统一的，天时体现了人民的长远利益、总体利益、根本利益，人和则要兼顾群众当前的现实利益、具体利益、切身利益。所以，毛泽东同志讲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邓小平同志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江泽民同志讲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胡锦涛同志讲群众利益无小事，习近平总书记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些都是要说明远大理想必须与人民群众当前的利益相结合，任何空谈天下大势而忽视人民群众当下疾苦的目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共产党人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这也恰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相互贯通。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围绕着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来谋篇布局，争取胜利。虽然我们党理论上未曾使用过这样的表述，但在实践中确有这样的印记，我们可以借用这一中国传统的战略视角来检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的战略思维。

（一）一百年前，在民族灾难最为深重的时刻，在亿万人民苦苦探寻解放道路的求索之中，一部分中国的先进分子把世界上最科学、最先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作为诸路皆走不通后的选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顺天应人，本身就是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正确判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当时的革命任务，但对于如何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寻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尚在探索之中。可以说，当时的中国具有了革命的形势，但还不知道如何运用当时的客观条件，组织起一支强大的革命队伍，是有了天时而尚缺地利与人和。毛泽东同志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考察，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和革命对象，特别是发现农民运动的力量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进而逐步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必须依靠的主要力量，初步回答了人和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探索革命道路，从而对中国革命中的天时、地利、人和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判断当时的革命形势，“左”倾冒险主义者不承认革命陷入低潮，不顾客观条件地强调进攻；右倾的“取消派”则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需要等待将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前者高估了革命形势，盲目冒进，主张在反动统治的中心举行城市工人武装暴动，迅速夺取政权；后者则错判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否定了革命形势的存在，事实上取消了革命斗争，两者都忽略中国的基本国情，尤其是中国农村存在的巨大革命力量。这些错误观点表明，由于在革命形势的判断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失误，在革命道路、革命立脚点、革命主力军以及团结对象等问题的认识上也发生了重大失误，属于既失天时，又失地利，更失人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坚持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判断，坚持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探索出一条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深入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特别是数省交汇的边界地区，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正确把握了当时的革命形势，解决了中国革命的立脚点和主力军问题，顺天时，得地利，聚人和，实现了三者的完美结合和有机统一，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开了通途。

（二）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万里长征。中国革命再一次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正确把握天时、地利、人和成为更加紧迫的问题。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了中国东北，正在加紧蚕食华北地区，全面侵华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热潮不断高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也早已发表了对日作战宣言。抗日救国可以说是当时最大的天时，也是最大的人和。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红军长征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是顺天应人之举，是化军事退却为政治进攻、扭转战略被动局面的关键一着。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绝不仅仅是宣传口号，更不是掩饰退却的烟幕，而是有深远的战略考虑，更是对内凝聚军心、对外发动群众的强大政治武器。没有这样一面旗帜，红军长征必然演变成一场溃败，而有了这面旗帜，长征就真正向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成为了“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矛头的指向，中国北方日益成为中外各种矛盾的聚焦点，也必然会发展为未来中国革命高潮的策源地和对日作战前哨阵地，并将因此而演变成为中国政治、军事的中心舞台。作为一个领导革命的政党，只有占有这样的舞台，才是真正据有地利，才能领导群众斗争，才可掌握战略主动，才有机会大有作为。虽然，长征的具体目的地在途中随着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但迎着中国革命未来高潮兴起的方向前进，始终是党中央坚定不移的目标。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党中央北上路线正确，而张国焘南下路线错误的根本原因。当时坚持北上，虽有靠近苏联边界，取得国际援助的考虑，但中苏边界地区广漠荒凉、人烟稀少，不确定因素很多，北上主要还是希望获得更大的政治、军事回旋余地。首要的考虑是选择有利位置建立根据地，在有了巩固根据地的基础上再谋联通苏联。而南下川康边界，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政治上缺乏号召力，也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军事上陷入人口稀少的高原丛山之中，缺少军队发展壮大的足够空间，天时、地利、人和俱失，必将陷全军于绝地。即使避免了重大军事失利，也将使红军困居于偏远地区，远离中国政治中心，成为一支边缘化的政治、军事力量。当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心率中央红军单独北上时，尚不知道陕北还有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但仍然决定以数千之众孤军北进，就是预见到北上才有机遇、北上才是活路。这里既有超人的革命勇气，更有非凡的政治判断力和历史主动性。红军北上顺天时、得人和，而在到达甘肃哈达铺得知陕北尚存有苏区之时就立即改变了俄界会议确定的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决定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这就又补齐了地利，从而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如果中共中央不断然北上，就无法与《八一宣言》相配合，掀起以一二九运动为起点的全国的抗日热潮。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红军北上时，中央尚不知道《八一宣言》，而当时北京各大学的党组织从我党在海外创办的巴黎《救国报》上得知了《八一宣言》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同时得知红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的消息，抗日救国热情高涨，成为一二九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中央红军北上客观上增强了宣言的影响。同样，如果中共中央不断然北上，也就不可能实现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促成后来的西安事变，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不可能有后来的背靠陕北，东渡黄河，建立广大的抗日根据地，中国革命的命运将不堪设想。历史的关节点往往就在这样一个决策之中。而这一正确决策，正是建立在对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和对人民群众历史推动作用的深刻领悟之上的。

张国焘南下错误路线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迷惑于眼前的困难而丧失了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正如中共中央一九三七年在就张国焘的错误所做的决定中指出的：张国焘对敌人力量估计过高，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不信任。因而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这里强调的正是战略思维上的错误。毛泽东对此特别指出，张国焘错误的哲学根源主要是机械论和经验论。

（三）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自身力量得到了极大发展，同时也陷入到敌我友矛盾相互交织的空前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局面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维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在这期间所写的《论持久战》一文，从时代、国力、民心等多方面，全面分析了中日两国在天时、地利、人和上的盛衰长消和优劣转换，得出中国必胜的结论，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为中国夺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成为中国共产党战略思维的经典之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日两国军事力量的差距，国内很多军事思想家都认为抗战将是持久战。但国民党的抗战路线是单纯依靠政府军抗战，其持久战思想是战略上的守势作战，以“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核心是一个“拖”字；而共产党的持久战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逐步变敌占区为解放区，壮大人民力量，削弱敌人力量，是战略上的攻势作战，也可以说是以时间换空间。这就是“兵民是胜利之本”思想的战争实践。

这一时期，除对外抗击日寇，中国共产党还需在应对抗日阵营内部的矛盾斗争中，不断锤炼自身的战略思维能力和斗争艺术，从而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在政治上日益走向成熟。全民抗战时期，抗日是民族大义，是最大的民心和大局。中国共产党高举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旗帜，始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着引领作用，牢牢把握住了天时。而国民党当局虽然掌握着全国政权和大部分军队，但在政治上则始终处于被牵引、被鞭策、被批评的地位，不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还是抗战中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以及抗战中正面敌后两个战场相互配合的形成，都由共产党实际主导，而国民党政权就像毛泽东所说的，是毛驴上山，需要一拉、二推、三打。在把握天时的同时，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抓住国民党军丧师失地、一溃千里的有利时机，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把敌后变为前线，在日伪势力薄弱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打开了发展空间，特别是着力经营华北战略屋脊山西，在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建立起坚强的根据地，进可俯瞰华北平原，退可屏障陕甘宁边区，从而成功占据了地利。国民党将领李宗仁曾认为日军占领平津后没有沿平汉铁路直下武汉，断国民党军西撤之路，是日方重大战略失误。台湾蒋纬国编写的《国民革命战史》则吹嘘是蒋介石主动在上海发动攻势，把日军主力从华北吸引到华东，改变了日军主攻方向。这些说法实际上都是错误的或者是片面的，因为日军如不能切实控制山西，是无法放心沿平汉线南下的，国共合作的山西抗战，有效牵制了日军的南下。毛泽东曾赞誉忻口会战是国共合作最成功的战例。除了把握天时和地利，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实行一条依靠人民大众的全面抗战路线，最大限度地凝聚起了人和。中国共产党把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有机结合起来，在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减轻人民所承受的封建剥削，改善了人民生活；建立了“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使人民初次尝到了当家做主的滋味，有了自己起来抗日并在抗战中改变自身命运的权利和能力。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使人民不仅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而且看到了未来新社会、新生活的曙光，从而广泛凝聚了人和。正是因为坚定的依靠人民，真正把人和放在了首位，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越抗越大、越战越强，并以人民群众为“靠山”，摆脱了对山区的依赖，在地广人众的平原地区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

我的父辈是一名抗日老战士，曾经战斗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那里是河北、河南、山东交界的千里大平原，没有任何天然屏障，但在日寇的反复扫荡之中，根据地始终屹立不倒，其核心区的濮城、范县、观城地区，始终未被敌人长期占领，号称钢铁“濮范观”。前些年，我到父辈战斗过的老区考察，看到当年留下的一条标语：“红色濮范观，平原小延安，建立根据地，人民是靠山。”准确阐明了平原抗日根据地能够坚持下去的原因。大家知道，游击战争初期都是以山区、水网地带为依托的。早在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就针对南方特点，提出了“上山”的思想，要求农民武装“靠山的上山”、“滨湖的下船”。抗战初期洛川会议制定军事战略方针也是强调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重点。然而，八路军来到太行山，面对华北大平原，能不能在平原建立抗日根据地，成为了能否继续发展壮大的一大挑战。我们党在抗战的实践中发现，平原有人口众多的优势，只要真正依靠人民，努力改善人民生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就能发挥出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力，弥补客观条件的不足。平原没有山，人民就是山。八路军一二九师率先提出了建立“人山”的思想，冀鲁豫解放区党的机关报就命名为“人山报”。正是有了这一认识上的突破，我党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依靠群众力量破路开沟，深挖地道，改造地形，不仅使八路军在平原站稳了脚跟，而且利用平原地区丰富的人力、物力获得了大发展，把游击战争开创性地发展到战略的规模，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这一事实深刻揭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真理，生动地告诉我们什么叫“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反观抗战中的国民党政权，虽然也坚持了对日作战，可以说是顺应了天时；利用中国广阔领土，以空间换取时间，也算是掌握了地利，只因实行单纯防御的战略，未能充分发挥地利作用，但在最重要的争取人和方面，则完全陷于失败。由于奉行了一条排斥人民大众的片面抗战路线，对人民政治上独裁专制，防民甚于防敌；经济上单纯索取，罔顾民生、竭泽而渔，加之军事上消极抗战，作战不力，国民党政权越来越失去民心。尤其是留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失去了大后方支援，抗敌不足、扰民有余，甚至为了苟延残喘不惜勾结日寇，制造摩擦，为敌张目，因而不但不能发展壮大，反而最终不是逃跑就是投敌。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的鲜明对比，事实上已经决定了中国日后命运的走向。有一首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歌叫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这首由亲历者创作的歌中，有几句歌词真实反映了这段历史。歌词这样评价中国共产党：“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这段歌词表明，正是因为把抵抗侵略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把民族解放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实现了人民的利益，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在敌后生存发展和壮大，才能领导人民创建了新中国。

二〇一五年，国民党军抗战老兵、前台湾地区行政负责人、台军参谋总长郝柏村来大陆重走国民党军抗战路。在国民党军掘黄河堤、烧长沙城的现场，仍然坚持说这些都是合理的军事行动，是人民应该承受的损失。这说明台湾的国民党仍然没有正确认识历史教训。战争时期采取某些非常措施，在古今中外战史上也有事例，但事先既无周密部署，又无疏散计划，更无安置办法，表明国民党当局完全置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于不顾。他们或许是爱国的，但他们爱的国家是统治者眼中的江山社稷，是没有人民大众地位的，不懂得江山就是人民的真理。当年毛泽东在国民党军一九四四年豫湘桂大溃败后，为修改《解放日报》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写了一段告诫国民党的话：“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国民党有识人士其思之。”点明了国民党的病根。

（四）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最后关头，新旧中国迎来命运的决战。能否把握住战略机遇，赢得胜利，赢得未来，是对中国共产党战略思维能力的又一场考验。当时，经过反法西斯战争的洗礼，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对于经历了长期战乱和压迫的中国人民，和平和民主更是成为万众所期、人心所向。只有坚持和平、坚持民主才能顺应时代潮流，赢得人民拥护。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赴重庆谈判，在捍卫人民根本利益特别是解放区人民已有民主权利的基础上，不惜在联合政府组成、军队整编数量、解放区的范围等问题上作出极大让步，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争取国内和平和实现民主政治的真诚和决心，赢得了全国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既顺天时，又合民意，占据了政治上的制高点。同时，为应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我党在军事上也做了积极准备，特别是充分运用了解放区空间和位置的地利，在战略上实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放弃南方孤立、分散的小块根据地，收拢力量、把握先机、争取东北，抢占有利战略位置，经营可靠战略后方，确保立于不败之地；在战术上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集中优势兵力，利用巩固的老解放区，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分割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逐步扭转敌强我弱的局面。正是由于充分利用了一切有利条件，人民解放军不但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进攻，而且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实施战略反攻，夺得战争主动权，最后断然进行战略决战，彻底夺取了战争胜利。与军事准备相比较，更具决定性作用的是我们党深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充分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为革命战争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后备力量，战场上呈现出解放军在解放区人民支前大军的数百万辆小推车伴随下，一路高歌猛进的壮观景像。与此同时，我们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国统区建立起反内战、反饥饿的人民革命第二条战线。全中国人民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为共同目标，形成了空前的大联合。至此，天时、地利、人和齐聚，为新中国的建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而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政权，不仅政治上倒行逆施，坚持独裁，发动内战，经济上不择手段，滥发纸币，横征暴敛，脱离了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人民公敌；在军事战略上也是毫无章法，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进攻时不分主次、分兵冒进，防御时不别轻重、处处固守，决战时不知进退、被动应战，最终一败涂地，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全盘皆失，灭亡已经不可避免。国共双方在战略思维、战略决断、战略把控能力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民党政权战略上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反人民的政治本质。

（五）新中国成立不久，一场国际战争不期而遇。抗美援朝成为了新中国的立国之战。这一仗能不能打，能不能打得赢，会不会引火烧身，成为关系到新生人民政权能不能巩固，新建立的人民共和国能不能站稳，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能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命运攸关之事。如果仅从参战的利益来看，参战对于国家安全、政权稳定、中国的国际地位乃至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来说，无疑是有利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参战会不会引发全面战争；中国以刚刚摆脱长期国内战争的贫弱之躯，投入国外战争能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能不能打赢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这就需要从战略上进行冷静权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国力军力、民心士气、国际援助、战场环境各个方面分析中美两国的优劣长短，对战争发展进行研判，最终作出了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虽然，这一决策的思考酝酿极其艰难复杂，但归纳起来仍可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把握其基本思路。从天时方面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对于刚结束不久的大战创巨痛深，强烈反对新的世界战争。早在大战结束不久的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判断，美帝国主义在未经过充分准备，特别是未抢占美苏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之前，是不可能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中间地带的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是制止大战爆发的重要力量，从而断定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不会引发世界大战，反而会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到朝鲜战争爆发之时，美军战线过长，从西欧一直延伸到东亚，而战略重点放在西欧，在东亚的军事投入必将受限。因此，只要我方应对得当，就有可能把战争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从地利方面来看，朝鲜地形狭窄、境内多山，不利于美军机械化大兵团作战，有利于我军发挥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锤锻出的近战优势；战场背靠我国当时工业最发达的东北地区，且接近苏联，交通运输相对方便，有利于我军后勤保障和获得国际支援。因此，出境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比在鸭绿江千里边防被动应付、处处设防更为积极主动。如果新中国要站稳脚跟，必须与美国有一番较量，则在朝鲜交锋显然是比在台湾海峡等其他地方更可取的选择。从最关键的人和方面来看，经过多年战乱之后，中国人民当然热烈祈盼和平建设，但历经百年屈辱后压抑已久的民心，对国家主权、安全和尊严更是高度敏感。美帝国主义在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同时入侵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统一，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国家主权再遭侵犯，举国同仇敌忾，民心可恃；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二十多年对内对外战争的焠炼，坚韧不拔，作为胜利之师，更是士气正盛，民心士气均可一战。正是基于这些方面的因素，中共中央有信心赢得战争的胜利，并在决意参战之时，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有机结合起来，为争取战争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同时，决定采用志愿军的名义入朝参战，避免了与美国正式进入战争状态，确保了战争的有限性。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表明，中国实现了参战的预定目标。七十年后再看抗美援朝决策，体现了对天时、地利、人和的正确认识和全面掌握，是战略决断与策略运用的成功结合。

    （六）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从总体上说把握住了世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时代潮流，把握住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社会公正、人民幸福的历史追求，在中国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取得了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科技成就，巩固了国防，捍卫了国家独立、主权和尊严，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打破西方帝国主义的孤立和封锁，使新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但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在对形势的判断方面，对内一度错判了社会主要矛盾，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犯了“左”的错误；对外一度高估了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在对经济规律和国情条件的认识和运用方面，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面临的困难估计不足，经济制度片面求纯，管理体制过于求统，建设目标急于求成，导致了发展失衡、欲速不达。这些方面的失误，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凝聚力。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出现失误的时期，我们党在对天时、地利的运用上也有非常成功的亮点。一是准确把握美苏争霸的形势，顺势而为，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僵局，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为后来的对外开放打开了突破口。二是实施“三线建设”，拓展了中国的战略纵深，开阔了未来发展空间。此举虽是出于战备考虑，但从长远战略来看，对于调整中国工业布局和经济发展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促进西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准备了条件。可以说这一时期，我们党在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方面有得有失，总体上得大于失。

（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总结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客观分析国内外形势，先后得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国内社会主要矛盾、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主题等重大结论，作出了工作重心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继续深化了这条道路。这一时期，我们党正确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积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趋势，勇敢迎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紧紧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我们党正确判断了苏东剧变后的世界发展趋势，不走封闭保守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路，成功应对了世界格局巨变的冲击。这一时期，我们党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有利条件，率先实行对外开放，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发展外向型经济；在东部沿海地区逐步发展起来之后，支持西部地区建设，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进而实现了东中西部地区接续发展、沿海内陆协作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功运用了中国不同地区的区位优势和自然条件。这一时期，我们党以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积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施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除经济领域外，我国这一时期在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各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不断满足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和公平正义的需要，维护和发展了人民群众各方面的权益。这些努力和成就充分调动了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释放了中国人民巨大的创造力。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继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之后，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上再一次实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结合和有机统一，使中国的面貌短时间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使苏东剧变后陷入低谷的社会主义事业重新走向了辉煌。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国内外一些人宣传是因为学习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但世界上实行西方式市场经济的国家占大多数，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哪一个取得中国这样快的发展。中国的成功恰恰在于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是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正如邓小平同志晚年指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就在“四个坚持”。仅从我们党几十年持续不断地坚持扶贫攻坚这一点来说，就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有可能做到。而扶贫创造的农村新兴市场，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打开了发展空间。回看这段风云激荡的历史，作为亲历中国近几十年来发展变化的每一个人，当年都不曾想到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中国发生如此巨变。放眼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从来没有一个中国这样规模的国家，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段中取得这样持续快速的发展；从来没有中国民众这样众多的人类个体，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这样大的尺度改变自己的生活乃至人生命运；也从来没有一个有着中华文明这样悠久历史、承载如此众多传统重负的古老文明，能够在衰弱百年之后又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由传统农业社会飞速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而亚非许多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至今仍在全盘西化还是复古倒退的怪圈中徘徊。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人间奇迹，举世无匹，有史仅见。

（八）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已经从站起来、富起来的阶段迈向了强起来的阶段，前所未有地接近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崛起，推动世界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内外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形势变化不断加快，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刺激下，形势发展有了进一步加速的趋势。如何准确判断形势，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新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面临的重大课题。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发现了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对新历史条件下的机遇和挑战作出了科学的判断，得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结论，并提出了一整套相应的战略指导方针。特别是针对国际环境的新变化，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趋势没有变，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时”和“势”在我们一方；同时指出，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把握发展规律，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立足于对形势变化作出的判断，党中央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先后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一系列重要举措，确保了国家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稳步前进。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及时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育先机、开新局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于形势的精准判断和全盘掌控，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天时的又一成功范例。

除了应对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思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还充分发挥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积累的发展优势，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和发展制高点，先后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等一系列地区发展战略，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利因素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利用中国位居东亚中心的地理特点，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构想，把经济因素与地理因素、现实需求与历史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政经互动，内外连通，东西呼应，海陆并重，以打造一条横贯欧亚大陆，延伸到非洲、拉美的经济、社会、人文交流纽带，把霸权主义者围堵中国的堡垒、岛链扭转为各国人民交流互鉴、共商共建共享繁荣未来的路径和桥梁。这一构想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发挥地理区位优势，兼顾各国人民利益，实现了地利与天时、人和内在的统一与融合，超越了西方历史上的任何地缘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战略思维与中华优秀战略文化相结合得出的丰硕成果。

任何战略的成功实施，都必须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面对日趋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新的历史条件下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凝聚人心的重要意义更加突出出来。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也将面临前所未见的新的风险和挑战，必须实现全体中国人民精神上、意志上的高度统一。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新时代凝聚全体中国人民和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奋斗的时代号角。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推进并胜利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在中国大地上首次消灭了存在数千年的绝对贫困，特别是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在西方世界陷入一片混乱之际率先战胜了新冠肺炎疫情，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实现了最大限度的人和，成为我们战胜一切内外挑战的根本保障。这也是我们坚信民族复兴伟大目标一定能够实现的底气所在。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证明，只要我们党真正掌握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天时、地利、人和，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始终保持应“时”得“势”，不断夺取新的胜利。然而，后人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评价前人得失容易，而当事人在当时的复杂环境中随时把握前进的方向十分困难。如何确保决策的正确性，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战略思维能力的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革命政党，从本质上说是掌握历史发展规律、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但这并不能保证我们每时每刻都能自动作出正确的决策。实践要求我们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当时当地的客观实际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就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这就需要共产党人坚持人民立场、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在纷乱的诸多因素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找出关键环节，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此时此地的天时、地利、人和。其中首要的就是坚持人民立场。正如中国古典文献《尚书》所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时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一时的形势顺逆最终还是不敌人和。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在二〇二〇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人民至上是作出正确抉择的根本前提。因此，我们党要想在复杂情况下正确判断形势，作出符合天时、地利、人和要求的决策，首先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寻找到切入点。这样，才能不为浮云遮眼，不为乱花迷目，永远保持敏锐的战略思维能力；才能始终立于时代潮头，永远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将迎来胜利前夜的决战阶段，形势要求我们党更加重视战略思维，更加珍惜历史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二〇二〇年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这就从根源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长盛不衰的奥秘，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抉择，牢牢掌握天时、地利、人和的背后原因。这是历史给予未来的启示。

以上，我们探讨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的战略决策。但是具体到我们每个党员，应该如何在其中发挥自身的作用，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一生中面临各种考验，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每一名党员都面临着能否挺身而出的考验。这不禁使我想到了朱德同志的一段往事。当年朱德同志不要高官厚禄，历经千辛万苦找到共产党，革命信念从未动摇。南昌起义失败后，他振臂一呼“要革命的跟我走”，义无反顾地带领剩余部队走向农村，走上井冈山。当此败军之际，这掷地有声的一呼，振聋发聩、廉顽立懦，展现了他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挺身而出的使命担当、敢走新路的探索精神。诸葛亮曾在其《出师表》称自己接受刘备白帝城托孤，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矢志为“兴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朱德同志当时并不是起义最高负责人，面对的是起义军主力失败，统帅机关失联，身边只剩八百余孤军，没有任何组织、任何上级命令他带队坚持下去，完全可以解散部队，另找出路，但他毅然带领这几百人坚持斗争，奔向难以预测的未来。其忠诚、胆略和意志更是远超古代先贤，为我们每一个党员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抉择树立了光辉榜样。我们学习党史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我们要学习当年朱德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挺身而出的精神，在本身职责范围内，肩负起自己的使命担当，努力为民族复兴大业办实事、开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