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前还是熟悉的军旗，身上却已不再是那一身松枝绿。脱下心爱的军装、换上新亮相的“孔雀蓝”制服，有着四十年军龄的曾立大校颇为感慨。

曾立是国防科技大学教授，2018年12月12日，在该校首批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和原社会招聘文职人员宣誓仪式上，他和战友们面对军旗，高举右手宣誓。从此，他不再是现役军官，而是以一种全新的身份，继续为中国军队服务。

56岁的曾立，曾在1988年转改为文职干部，当时，他也是首批现役军官改任文职干部。那一年，解放军恢复了取消23年的军衔制度。同时，还实行了文职干部制度。解放军历史上首次出现十多万名文职干部，他们保留军籍，工资水平与现役军官相同，但不授予军衔，不发放军服。

于是，那几年，在军校里出现一种现象，“台上是不穿军装的教员，台下是穿军装的学员，这样显得教员不够庄严”，红师教育创始人范进忠教授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那几年他在原军事教育学院任教。范进忠说，1992年下发的《军队文职干部条例》，给十多万名文职干部发放与现役军官相同的制式军装、佩戴文职干部肩章、领花，才解决了这一尴尬问题。

随后，曾立转改为专业技术军官，他的军衔也一路攀升，直到校官的最高级别——大校。2018年，是中国军队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的开局之年，曾立主动递交了转改申请书。国防科大首批入职的436名文职人员中，有115名是由现役军人转改而来。

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文件，2018年，中国军队将安排82358名干部转业地方工作，其中安排4567名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包括转改师职2人，转改团职106人，转改技术1236人，曾立就属于这1236人之一。

“军队文职人员制度，是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在军事人力资源领域的重要实现形式。”身为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与军民融合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军民融合改革是曾立常年研究的本行，如今，改革改到了自己头上。

在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浪潮冲刷下，松动的不只是已经建立30年的文职干部制度。据《解放军报》报道，2018年10月，在火箭军国防科技专业专家组成立大会上，张浩等13名民企科技专家，接过“火箭军科技专家”聘书。首批民企科技专家进入“智库”，打破了长期以来火箭军科技专家队伍主要来源于“国家队”的传统，成为火箭军拓展军民融合深度广度的新举措。他们分别担任火箭军导弹总体技术、导弹发射技术、网络信息体系技术等6个专业组的专家，任期5年。

此次受聘的13名民营企业科技专家，均来自具有军队承研承制资质的民营企业，他们的背后，是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民参军”新势力。2017年被视为载入军民融合史册的战略性元年。在这一年，党中央将军民融合纳入国家战略体系，并成立高规格军民融合领导机构和高层次办事机构。从以彩虹7为代表的无人机，到以AG600为代表的大国重器，再到军队文职人员制度等配套改革的落地，一盘恢弘的棋局在徐徐展开。

大国重器的江湖

2018年10月20日，湖北荆门，一场大雨，让首款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首飞总指挥赵鹏的心提了起来。

直到10月20日凌晨3时，风雨终于停息。

5小时后，10月20日8时51分， 五十多吨的“胖小子”轻盈地在水面滑跃，水上首飞成功。

AG600和运-20并称为中国“大飞机家族”两兄弟，两兄弟都是军民融合的典范。从2009年立项至今，共有广东等20个省市、150多家企事业单位、十余所高校的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参与AG600飞机的研制工作，最终，AG600全机核心系统的设备国产化率达到100%。

“AG600的出现填补了通航产业的空白。一直以来，中国运输航空是全球第二，但通用航空的开发一直滞后，架数还不到美国的零头。AG600研制链条，拉动了二十多家系统级成品供应商等一大批民用航空装备制造企业的发展，希望能借此让中国通用航空有更多订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用航空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高远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军民融合的背景下，通航产业大发展的潜力，将逐步开挖。根据《通用航空发展白皮书（2018）》，全球通用航空飞机保有量，美国第1，占全世界的一半左右；中国第19，2017年拥有的通用航空器数量仅为2272架。

AG600的研制，不是一路坦途。2015年7月，中航工业公布消息，AG600全面进入总装阶段，但直到2017年12月24日，AG600才在珠海实现陆上首飞。

但中国航空人终究是一步步赶上来了。

“在很多工艺方面，军用机和民用机是相通的，AG600军事化潜力大、改装难度小，适宜改为军用运输机。”同济大学飞行器工程研究所所长沈海军教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虽然能够客串反潜巡逻机，但是AG600更多的贡献在于民用价值。”《航空知识》主编王亚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AG600兼顾国防需求和国民经济，中国海监、渔业、海关、环保、消防、救捞等机构对AG600都有潜在需求。他认为，要想使中国有能力在南海构建有效的、普遍的力量存在，民用比军用范畴意义更深远。

广东，是AG600的福地，在珠海的陆上首飞，是AG600研制的一个里程碑。珠海首飞成功后，航空工业通飞董事长吴光权向媒体首次公布AG600的中文代号——“鲲龙”。

如何让这艘船与机的“混血儿”在水上起飞，为难的不只是科学家。为确保AG600水上首飞成功，2018年4月，航空工业通飞旗下的中航通飞华南飞机工业有限公司、珠海中航通用飞机客户服务有限公司等四家单位，整合成立了珠海通用航空研发制造基地，“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满足市场需求，实现商业成功”。

中国无人机“井喷”

2008年，当空军指挥学院教授陈洪首次参加珠海航展时，在航展上亮相的中国无人机样机只有7架；然而仅仅两年过去，珠海航展上的无人机样机已经有25架。“再到后面几届珠海航展时，亮相的无人机数量已经数不胜数了。”

“在近几年里面，我国的无人机呈现出了井喷式的发展。”彩虹无人机公司科技委主任尹永鑫向南方周末记者说，近年来，中国“彩虹”系列无人机，是无人机大家庭的一颗明星。

例如首次亮相于2016年、被誉为“重型狙击手”的彩虹5号，它是一款察打一体型无人机，与侦察型无人机相比，彩虹5号可以在侦察到目标的同时予以打击。

除了彩虹5号之外，还有出现于2018年珠海航展的彩虹7号，以及即将加入中国无人机大家庭的彩虹10号。

中国无人机有一个特殊的优势，这便是它极高的性价比。“我国的无人机出口价格大概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尹永鑫表示，“如果说美国是苹果，那我们就是华为、小米。”

与美国的无人机由数家大型军工企业承包设计不同，中国走上了一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道路。“就好像大家都在练足球，那么选拔出优秀的运动员就更容易了。”陈洪认为，中国的无人机还有一个特点在于中国无人机的军民融合。

对于彩虹无人机公司来说，军民融合的涵义非常丰富：“如果我们跟民企合作，那么我们就算‘军转民’；而如果我们跟部队合作，那么我们就算‘民参军’。”尹永鑫说。

尹永鑫认为，军民融合其实就是“军”与“民”发挥各自长处、进行优势互补的过程。“‘民’有‘民’的优势：民营企业体制灵活、思维开阔，不受条条框框的影响，可以给部队提供新的解决方案；还可以把制造成本与价格进一步压低。”尹永鑫说，“但相对而言，民用无人机的发展也缺乏框架，在可靠性上不如军用无人机。”

“军民融合，就是让‘军’有了更多的供应商，让‘民’有了更高的技术水平。”尹永鑫说。

所谓的“民参军”，其实有着两重涵义：第一重是直接涵义，指的是民营企业直接参与军品的竞标，从这个角度来说，由于军工领域的技术要求大多高于民品，因此“民参军”尚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

陈洪举出了国内首枚民营运载火箭“朱雀一号”的例子。10月27日，朱雀一号在酒泉发射升空，虽然因为第三级火箭失稳未能入轨而功败垂成，但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舆论都给予了很大的肯定。这也是军工领域里“民参军”的较早一次尝试。而相比火箭而言，无人机的生产成本要低得多。“航天器都可以用民营企业去发展，无人机为何不可呢？”陈洪说。

除了这种直接的“民参军”之外，无人机的军民融合还有着更广泛的内涵，那便是民用无人机参与军队中的非军事任务。“像大疆这样的民营企业可以为部队提供民用无人机，为军队承担辅助的任务，这也算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军民融合。”广东无人机协会副会长罗亮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民”可以参“军”，“军”同样可以转“民”。曾立认为，相对比民用无人机企业而言，军用无人机在尖端领域有着更高的技术水平。“军民融合的本意就是，军品企业有很好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技术、工艺、生产条件等，然后可以把这些转到民营企业。”曾立认为，中国无人机要做好军民融合，需要从两方面去兼顾。“我们既要兼顾军用也要兼顾民用，打破封闭格局、加强技术研发。”

“军转民”与“民参军”

深圳，是这两年来曾立出差去得最多的地方之一。在他看来，“深圳模式”已经越来越有血有肉。

制度安排，是这个“敢为天下先”的城市独到之处。

深圳在全国副省级单列市中，第一个成立组建军工处。军工处掌管着每年十余亿元军工创新发展专项基金，专门扶持民企从事军工产业研制军品，推动民企直接“参军”、民企收购军工企业“参军”和军转民再“参军”。

根据深圳市国防科工办统计的数据，到2017年，仅深圳南山区就有军民融合备案企业近280家，民营企业占比高达90%。

可民企这样的累累硕果，却也是来路曲折。

据《解放军报》报道，21世纪初期，作为当时唯一在特区设立的军代表室，空军驻深圳地区军事代表室，按计划只进驻了一家国有军工企业。没想到，这家国企不争气，产品未达到军方标准，连军代表室也面临被裁撤的命运。

军代表们分头分片分区访政府、探民企、找市场，结果发现，民企潜力巨大：在深圳众多高新技术领域的民企中，期盼加入军工领域的达两百多家，其中具备研发军品优势的近百家，却因对军方产品需求信息及订单难以获取，只能在“民参军”的门槛外盲人摸象。

摸准了脉，战略调整，几年下来，军代表室从当初差点被裁撤到风生水起：从原来只主管一家企业发展到进驻9家，有密切业务联系的企业达21家……

有一家深圳民企，让曾立颇为关注。作为深圳2010年引进的一家新兴民企，光启走在全球超材料技术领域前沿。可“民参军”有着特殊条件和标准，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证书、科研生产保密资格证、科研生产许可证书、承制单位资格证书，“四证”一个都不能少。

起初，光启“四证”全无，根本没资格参与军工领域的军品研制。在政府和军代表室的帮扶下，光启建立了完善的军工资质。

“政府应当当好裁判员，不当运动员，不越位、不抢位和不缺位。”曾立注意到，深圳不仅颁布了一系列支持措施及实施细则，还充分利用科技金融推动军民融合科技成果转化。

深圳市对军民融合创新研究落地转化项目，按照实际投资总额的50%给予资助，最高资助1000万元；对列入国家军民融合重大专项计划的项目，按国家资助金额给予1∶1配套资助，最高资助1000万元；对承担军工科研项目的企业，按照项目合同金额的35%给予资助，最高资助500万元。

但“深圳模式”的成功，却也映衬出其他模式的缺漏之处。作为推动区域军民融合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产业园区是地方政府频频打出的组合拳。

“很多地方大量集中认定省级军民结合产业园区和新建军民融合产业园区，但并未考虑到不同产业之间的产业关联，片面追求军工企业和‘民参军’企业的地理集聚，平台功能不全、配套不够、模式创新不足，不同程度地出现‘同质化’、‘泡沫化’现象，导致军民融合产业园区的集群效应难以发挥，对区域经济的贡献率十分有限。”曾立认为，深圳、杭州等地的优势在于民营经济，西安、绵阳等地则以军工经济见长，因此，得依托不同区域经济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提升产业配套服务能力，才能达到与区域经济良性互动的效果。